民企法律危机忧思

       法律危机之殇
　　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与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中说：“历史上无论是一个个人、一个政党、还是一个朝代，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此，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仍然反复咏叹。
　　时值今日，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似乎再次陷入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兴亡周期率”之中。以打江山作比，过往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和发展。但现在当他们小有规模，开始坐江山，需要迈上更高的台阶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下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的（从事业意义上）死亡。
　　中国的民营企业似乎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他们激励中国经济的使命完成了，国家和社会就可能追究曾经存在于或正存在于企业的种种毒瘤，如产权不清、官商勾结、商业贿赂、商业欺诈、低价倾销等，如果这些行为已成为民营企业的长期模式的话，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轨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随之而来的巨额罚款、法律制裁、交易链的破坏等都足以使整个企业陷入瘫痪。单个风险对企业来说都可能是致命伤，如果这些风险纷纷显现的话，企业面临的就会是灭顶之灾。
　　民营企业家法律危机一旦爆发，轻者导致惨重的经济损失，多年累积的财富帝国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重者企业家将面临牢狱之灾。民营企业家一旦涉案，从社会评级上讲，再也不是昔日的商业巨贾，而是一个贴了标签的“阶下囚”，很难重新赢得社会的认可。
　　民营企业家个人的灾难同时也是其所属的民营企业本身的灾难，至少在现阶段来看，民营企业的命运仍然是跟企业家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家兴，则民企兴；企业家亡，则民企亡。因此，民营企业家的法律危机，从效果上看，也是民营企业的法律危机。一旦企业家涉案，即会引发社会公众，尤其是与企业有往来的客户和债权人对企业的信用危机，进而导致资金链的断裂，使企业迅速崩溃。
　　走入笼中
　　经济学家吴敬琏常说“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与这一组词等量齐观的其实就是“好的市场经济法律”和“坏的市场经济法律”。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好坏与否的根本就是法律的好坏。
　　可我们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制的过程有如在沙漠中搭建房子，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条件下不可能没有瑕疵。法律是人类编制的“笼子”，自从有了这个笼子以后，人们必须生活在其中。遵循法律，哪怕是有瑕疵的法律，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整体，都必须在既存的法律“笼子”里行事，学会过这种既有自由又有约束的“笼子”生活。刚开始，一些野惯了的民营企业肯定很不习惯，会不停地尝试冲出“鸟笼”。
　　但冲撞很快会被证明是徒劳的，甚至是致命的，那么，怎么做才是有益的呢？
　　首先是整体呼吁把“笼子”做大，从法律制定上给民营企业更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其次要与其他的所有制企业取得同等的法律地位，接受同样的法律保护。哪怕在事实上一时还做不到平等，但在法律条文上一定要做到。尽管我们主张法律的问题要用法律来解决，但那些根本问题的解决往往要通过法律以外的力量。这不是“术”的问题，而是“本”的问题。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壮大，不仅“笼子”必然会做大，“笼子”里的各种“鸟”也会变得平等起来。
　　但在“笼子”没做大、“鸟儿”们没有真正平等的时候，民营企业要学会趋利避害地飞翔，要学会建设性地成长，首先要有规则意识，不能目无法律，藐视法律，不能以“江湖规矩”替代法律规则，不能以“潜规则”对抗国家法制。不可否认，极个别民营企业家随着个人财富的迅速积聚而变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以为钱能摆平一切，包括法律，但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的一个优秀群体，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如果连他们都没有很好的法律意识，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就更难以尽善尽美。
　　御罪于门外
　　“拒绝裸奔”是网络防火墙的诙谐代号，同样，它也适用于民企。建立最好的防罪防火墙，是民企迫在眉睫要做的事。无论是从健康计，还是从成本计，预防远胜过病后补救。
　　对于企业防罪，我们不妨借鉴美国反导系统的多层防御及应对，将企业的防罪隔离带由远至近--竖起预警机制和风险评估的防火墙，消罪于萌芽；或准备充分的应急预案，即使法律风险引爆，也可从容应对，将损害减至微小，保全实力以东山再起。
　　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是一个善于处理法律风险的企业；一个聪明的企业家，一定是一个善于运用法律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