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鉴定结论

时间:2006年04月18日     作者: 汪海燕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编者按 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属于鉴定结论存在不同的意见：有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应界定为鉴定结论而不是书证，（参见《检察日报》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７日刘国辉、董长征《交通事故认定书应界定为鉴定结论》），也有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鉴定结论（参见《检察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３日王跃进《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鉴定结论》）。可见，司法实践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性质存有很大疑义，为此，本版特别约请证据学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之前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及其在诉讼中的作用，屡有争议。这些争议的焦点包括：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不是证据，能不能向法庭提交；如果能够作为证据，应当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中的何种证据，是书证还是鉴定结论；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诉讼中应当起何种作用等。笔者认为，如何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应把握以下几点：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证据

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不是证据，应该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辩证的考察。我们首先要明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同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前者不是证据，而后者是证据。

在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对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作的综合评判被称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为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而依法作出的行政文书。因此，交通事故认定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这一点，从当事人对该责任认定书可以要求复议、复核得到印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解决的是法律问题，而不是证据问题，它不属于我国刑诉法规定的七类法定证据的任何一种。

《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以后，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作的事故认定书被称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删除了“责任”二字。该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不难发现，这条规定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虽然该文书还要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认定，但其性质已定位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这也表明交通事故认定书既可以作为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的依据，也可以作为人民检察院对交通肇事者提起公诉的证据，还可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和确定损害赔偿的证据。与此相对应，《道路交通安全法》不同于《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该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复议和复核的权利。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同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不是一种行政确认，也不是法律适用的文书，而只是一种“证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书证

虽然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作为证据，但是对于它究竟属于书证还是鉴定结论存在较大的争论。有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书证。因为书证是指以其所记载的文字、符号、图案等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材料或其他材料，而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国家机关在法定权限内制作的文书，该文书就是以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这符合书证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此观点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从书证的形成时间来看，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书证。书证通常是在案件或纠纷发生之前就已经形成，如借条、合同、遗嘱、营业执照等，它们在诉讼之前就已经客观存在，而不是通过诉讼中的行为产生的。而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的文书。因此，从形成的时间考察，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书证。

第二，从客观性考察，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书证。书证与物证都有一个根本性特征，即客观性。书证的客观性是指，书证的内容不以诉讼中办案机关或人员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书证形成之后，办案机关或当事人及其委托人只能去发现它、收集它、认识或判断它，而不能改变其原有的内容。这种客观性与书证本身反映的思想内容具有主观性并不矛盾。如书面遗嘱，它反映了财产所有人处分财产的意图，这种意图具有主观性，但是这种反映主观思想意图的文书一旦形成之后，它就是客观的，办案人员只能审查它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其中的内容。然而，交通事故认定书不符合上述书证应具有的客观性特征。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作的综合评判，其中必然包含了有关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和判断。这种主观认识有可能与客观相吻合，也有可能不一致。

第三，从制作主体和制作的目的来看，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书证。书证一般是当事人、其他个人或单位制作的文书和其他材料，其制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陈述事实、确认、变更或消灭某种法律关系等，而不是为了处理诉讼中的相关事宜。如合同书签订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双方的实体权利和义务。身份证、户口本、护照等由相关的有权机关制作，其目的是为了反映行为人主体身份，而不是为了确定诉讼中的相关事宜。但交通事故认定书必须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制作，而且制作的目的就是在确定双方当事人责任的基础上，以便于对案件作出处理，包括是否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问题。

第四，从审查的方式来看，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书证。公安司法机关对书证审查时，其重点在于书证与案件有无联系，书证反映的内容是否为相关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特定书证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但在诉讼中，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其重点在于制作人员是否尊重了交通事故的客观事实、制作人员的资质和水平以及制作人员是否遵守了相关的职业操守等。由此可见，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判断与书证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我们不能仅凭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以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就认为其就是书证。如果按照这种理解，那么，证言笔录、口供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固定物证的照片、勘验检查笔录，甚至于鉴定结论无不符合书证的特征。显然，如果认为某份材料是以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来反映案件事实，就断定其为书证，未免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接受委托或聘请，运用专门性知识，对诉讼中所涉及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检测、分析、判断后，所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鉴定结论的基本特征。

第一，交通事故认定书解决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要求，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基本事实”是指交通事故主要的基本情况，包括车辆在交通事故时的行驶状况；机动车驾驶人是否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车辆的损毁状况；人员伤亡状况以及相关财产的损失等。“成因”是指交通事故是因何种主要原因造成的，包括当事人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和第三者的原因以及客观原因等。“当事人的责任”是指当事人对造成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的承担，即事故的发生由哪一方当事人的责任造成的，或者双方各自对该事故承担多大责任。不难发现，无论是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还是事故的成因、当事人对事故应负的责任，都是事实问题，它们均不涉及民事赔偿或者刑事责任承担等法律适用问题。正是为了防止司法实践中将这种“认定”理解为“法律责任的认定”，《交通安全法》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修改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同时取消了当事人的复议、复核权。就此而言，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鉴定结论的特性，即只对鉴定对象的有关事实发表判断意见，而不是就案件中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第二，交通事故认定书解决的是专门性事实问题。在诉讼中，如果是一般的事实，无需借助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进行判断，就没有必要进行鉴定。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如车速、当事人是否遵守了交通规则、车辆毁损的程度以及当事人的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须由具有专门交通知识的专业人员进行判断。就此而言，交通事故认定书解决的是专门性事实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事实问题。这说明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鉴定结论针对“专门性问题”这一特点。

第三，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主体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相关人员，这符合鉴定结论必须由“指派”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制作这一条件。有观点认为，鉴定结论必须是由鉴定人个人名义作出，而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名义制作，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符合鉴定结论制作主体要求。其实，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交通事故的鉴定同上述医疗鉴定一样，虽然由特定的单位或部门进行，最后要加盖单位的公章，但是都离不开具体的操作人或承办人，相应的结论上也必须有他们的签名。因此，以此为由反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是鉴定结论，并不具有说服力。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鉴定结论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调解、民事赔偿或刑事定罪量刑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笔者认为，在其制作过程以及在诉讼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

第一，应当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员同侦查人员分离。主张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书证的观点认为，如果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鉴定结论，那么将产生公安交警人员既是侦查人员又是鉴定人员的弊端，与刑诉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相抵触。刑诉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侦查人员如果是鉴定人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其回避。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两者角色分离来解决，也就是说，如果公安机关的人员参与了交通事故的认定工作，就不应该参与本案的侦查，以防止制作人和办案人员身份重合而先入为主，或者办案人员与案件形成实质上的利害关系造成诉讼不公。

第二，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员要出庭作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鉴定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询问鉴定人。因此，作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员应当出庭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和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询问，对于与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记载的事项相关的提问予以回答。对于制作人不需要或无法出庭的案件，交通事故认定书应该当庭宣读，并听取公诉人和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如果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没有出庭接受询问或者认定书没有在法庭上宣读，没有接受调查，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三，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不具有当然的证明力。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鉴定结论，虽然是由公安机关制作，但它仍然是证据的一种。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其证明力没有优先性。除了要接受控辩双方质证、辩论以外，法院还要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如现场勘查、检验笔录、证人证言、其他的鉴定结论等综合判断，要注意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制作人的资格和水平、是否应当属于回避的情形，认定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可靠等。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案件作出采信或不予采信的决定，必要时还可以要求重新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总而言之，在诉讼中，不能迷信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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