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迄今在司法实务界的诸多研究成果中，对法院审理委托理财纠纷最有影响的有两项成果：一是由时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李永祥主编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审判要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月版，以下简称《审判要旨》)；二是以“高民尚”署名撰写的《审理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中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以下简称“高民尚”文)，刊登于《人民司法》2006年第6期并连载于2006年5月29日、6月5日、6月12日的《人民法院报》。其所谓的“高民尚”并非真实人名，而是最高法院民二庭在“最高法院民商审判”中取“高民商”三字并作谐音处理，所以，“高民尚”文的观点其实代表了最高法院民二庭多数法官的意见，而且“高民尚”文的一些观点还直接吸收了《审判要旨》的观点。《审判要旨》和“高民尚文”对前述的委托理财纠纷四类争议均有论述，由于这一书一文出于法院官方撰写，在司法系统内具有一定权威性，尤其是“高民尚文”系最高法院作者集体撰写，并刊登于全国法院系统刊物，对全国的司法实践更有影响力。
关于审理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中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下)
作者： 高民尚 发布时间： 2006-06-12
六、关于监管合同的性质和监管责任的认定
（一）关于监管合同的法律性质
尽管委托理财合同通常是以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的高度信任为基础，但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委托理财合同的签订是监管人为客户间融资提供居间服务的结果，即委托理财合同双方当事人以监管人的居间介绍作为缔约基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或其分支机构为委托理财合同当事人提供监管服务的业务在业界被称为“第三方监管”。产生第三方监管的根本原因在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为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要求具备信息和技术优势的证券、期货公司为其提供监管服务。在委托理财监管合同实务中，监管人的监管职责通常约定为：监督受托资产移转和处置、监督投资方向、通知重要事项、强行平仓、资产移交和收益清算等监管义务。具体而言，监管人应监督托管账户以及保证金账户内资金转出和有价证券转移；监督双方不得办理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挂失、销户、非交易过户、划出资金、不得将托管账户上的股票和现金进行抵押、质押、担保；监督受托人的投资方向，如不得投向PT股、ST股等；当监管账户中的股票、资金市值达到合同约定的境界线时，应通知委托人和受托人、通知追加保证金、将受托资本管理运作中的重大事项及时通知客户；当账户内资金余额和股票市值之和低于平仓线且受托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补足，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并协助委托人采取平仓措施，或者授权证券公司有权强行平仓；在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依约办理委托资产的移交和收益的清算手续等。
1.关于监管合同法律性质的三种观点。对于监管合同的法律性质以及监管人的法律地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在监管合同中监管人通常对委托人的收益进行担保，因此监管人的法律地位是受托人的保证人，向委托人保证受托人履行合同；一旦受托人违反合同，监管人应向委托人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监管合同独立于委托理财合同，不能将其定性为保证合同，而应根据合同之约定来认定监管人的责任。若监管合同约定监管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赔偿责任，则应按约处理；若未约定，则应认定为补充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监管合同与委托理财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合同，因其以受托提供监管服务为内容，故应定性为委托合同。对于监管合同中约定的承担连带责任或赔偿责任的条款，应认定为担保条款，依监管人的身份和合同的性质，应认定为无效条款，但不影响监管合同的整体效力。
2.笔者的倾向性意见。就第一种观点而言，监管合同虽与保证合同存在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毕竟存在本质差别。在当事人构成方面，依保证之一般法理，债务人并非保证合同当事人，但在“三方监管合同”中，委托人、受托人和监管人却皆为合同当事人。在归责事由或责任基础方面，保证责任以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为基础，而监管责任之承担却不取决于受托人是否违约，而取决于监管人是否违反监管合同约定或者对委托人和受托人是否构成侵权。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其虽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便于法官依监管合同约定来解决监管合同争议之优点，却未对监管合同的法律性质予以界定，在处理结果上实际是将监管合同作为保证合同对待，且在合同无约定场合对监管人科以补充赔偿责任之做法并无法理依据。这并未在根本上解决受托人和监管人之间的责任关系问题，诸如两者应如何分担责任、相互有无追偿权、追偿的份额应如何确定等等。可见，上述两种观点皆存在明显缺陷。
关于监管合同的法律性质问题，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根据民法理论，委托合同是典型的提供劳务合同，合同标的是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之行为。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以此考量监管合同可以看到，通常监管合同所约定的监管人职责或义务的表现形态，诸如监督资金划转、风险警戒通知、强行平仓、资产移交和收益清算等，都属于委托合同中受托人之事务。若将这些监管职责置于委托理财合同中加以考察，则监管内容皆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之义务，只不过这些本应由委托人和受托人履行的义务被委托给监管人来履行而已。从监管职责的视角看，监管合同之目的在于保障委托理财合同之履行，监管人的监管实质是提供一种监管服务。加之，监管合同的诺成性、双务性、不要式等特征，皆为委托合同法律特征所包容，故而将监管合同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委托合同较为妥当。
此外，由于委托理财合同是具有相当投资风险的合同，因此将监管合同中约定的监管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条款认定为担保条款，不仅可以更好地体现委托理财的风险性特点，而且能够较好地平衡委托人、受托人和监管人的利益。
（二）关于监管合同的效力
1、监管合同效力的从属性问题。委托理财实务中，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是否必然导致监管合同无效，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虽然监管合同相对独立于委托理财合同，但相较而言，委托理财合同是基础合同，监管职责取决于委托人或受托人之委托，监管合同的设立以委托理财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在委托理财合同债权发生转移时，监管合同应随之转移；在委托理财合同部分或全部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时，监管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亦将随之而全部或部分消灭，因此，监管合同在发生、处分以及消灭方面皆有较强的从属性，应认定其为从属性契约。依契约从属性原理，在基础合同无效时，从属性合同亦应随之无效。
2、监管合同担保条款的效力。在委托理财实践中，一些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在监管合同中订有监管人确保委托人投资收益的条款。该担保条款的效力如何，亦是较为争议之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这种担保条款为无效条款。理由有三：首先，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据此可认定该担保条款无效。其次，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行为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只有在受托人有过错并造成委托人损失时，委托人才能向受托人要求赔偿。因监管合同定性为委托合同，自然应适用合同法该条款。若承认监管人担保条款的效力，则有违委托合同之基本特征。最后，委托理财之所以普遍吸引广大投资者，其关键在于保底条款之存在。既然认定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无效，则亦应否定监管合同中的担保条款之效力，否则将存在法理逻辑矛盾。
（三）关于监管责任的认定和承担
1、监管人的责任类型。根据委托理财之实践，监管人的民事责任通常可以区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类。
在监管合同有效成立场合，监管人无疑应依监管合同之约定全面履行其义务。因可归责之事由，监管人未依监管合同履行义务时，即构成违约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人民法院应根据监管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的性质、大小，以及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监管人的违约赔偿责任。若监管人已经恪尽其审慎注意义务，或因不可归责于自身之原因未能履行监管义务的，其对委托人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除违约场合外，还经常存在监管人因侵权行为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情形。其侵权责任包括监管人单独侵权和监管人与受托人共同侵权两种基本形式。单独侵权通常表现为监管人挪用委托理财合同项下的委托资产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划转委托资产，若造成委托资产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共同侵权往往体现在监管人与受托人因恶意串通、共同欺诈委托人、操纵市场价格等不正当交易行为损害委托人利益等行为，在此情形下，监管人应以其自有资金对委托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监管合同无效情形下的监管责任。
在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或者监管合同中存在担保条款的情形下，都可能导致监管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条款无效。因此，在监管人存在过错而导致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时，监管人应当赔偿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即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在衡量监管人责任时，可以参考担保法司法解释关于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精神。同时，鉴于监管人与一般保证人之区别，即一般保证人通常无法了解债务人的具体经营情况，而监管人却具有充分的便利条件和优势对受托人的资金运作行为进行监管，为此，监管合同或监管人担保条款无效且监管人有过错的情况下，监管人的缔约过失责任之上限应适当高于保证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上限。具体而言：
（1）在监管合同因委托合同无效而被认定无效时，监管人无过错的，不应承担责任；监管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不应超过受托人不能清偿部分的50％。
（2）委托理财合同有效而监管合同无效的，监管人应当根据其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的性质和程度以及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委托理财合同有效而监管合同中监管人担保条款无效的，委托人无过错的，监管人与受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委托人、监管人有过错的，监管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受托人不能清偿部分的70％。
（4）监管人因无效担保条款向债权人承担责任后，监管人可以向受托人追偿。
3、请求权竞合下的监管责任。在监管合同纠纷中，常常出现请求权竞合的场合，通常有两种情形：其一，监管人违约责任与其侵权责任竞合，诸如监管人与受托人共同恶意买卖股票行为，既是侵权行为，也是违反监管合同的违约行为。其二，受托人与监管人因各自的违约或侵权行为偶然竞合而产生对委托人的同一内容之债务。
在第一种情形下，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进行处理。在委托人选择侵权之诉场合，若监管人与受托人具有共同过错的共同侵权行为而致使委托资金损失的，监管人与受托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种情形在委托理财实务中并不少见，其中以委托人同时以受托人和监管人均违反合同为由对受托人和监管人提起诉讼最为典型。就实质而言，其在法理构成上属于不真正连带债务。所谓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在数个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对于同一债权人负有以同一给付为标的的数个债务，因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均归于消灭的情形。根据不真正连带债务之法理，在对外效力上，各债务人的地位相互独立，且受托人和监管人均有向委托人清偿债务的义务。在对内效力上，履行了全部或部分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向最后应当承担债务的终局责任人追偿。
如何衡量所谓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各方的利益，是当前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应当由委托人对受托人或监管人分别先后单独起诉，或者由受托人或监管人单方向委托人全额赔偿，终局责任人为受托人，监管人在单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作为终局责任人的受托人追偿。笔者认为，委托理财监管合同内容比较复杂，完全按照不真正连带债务原理裁判案件，并不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鉴于补充赔偿责任在司法实务中比较普遍，且能够反映出案件的终局责任人与债务人相应的民事责任，加之其能够使纠纷得到一次性解决，即把委托人诉受托人、委托人诉监管人、债务人向终局责任人追偿的依据在一份判决中获得体现。因此，笔者倾向于运用补充赔偿责任原则调整不真正连带债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判决由受托人承担赔偿责任，监管人就受托人不能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判决监管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应在判决主文中明确监管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受托人追偿。
七、关于证券经纪账户质押的性质和效力问题
（一）证券经纪账户质押的类型
证券经纪账户（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质押是指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人以其自己所有的或实际控制的证券经纪账户为委托人或融资相对方提供的担保。其权利义务约定一般是通过委托理财协议的担保条款体现出来，亦有通过专门的质押协议加以约定之情形。其在审判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
1、无三方监管之情形。在委托理财操作中，双方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以下简称代理账户）内的资金和股票委托受托人操作；为保证委托人的利益，受托人将其自有的或依法享有处分权的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以下简称质押账户）内一定数额的资金和股票向委托人提供质押。双方约定警戒线和平仓线，当代理账户和质押账户内的股票市值和资金之和达到警戒线时，受托人应当在约定时间内将资产补足至一定数额，否则委托人有权采取平仓措施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代理账户和质押账户内的股票市值和资金之和达到平仓线时，委托人有权立即采取平仓措施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保证质押的可操作性，受托人往往事先出具空白的平仓授权和资金划拨指令交给委托人。
2、有三方监管之情形。委托人、受托人双方在达成委托理财协议之后与证券公司三方共同签订《账户监管协议》，约定由证券公司对代理账户和质押账户进行监管，监管职责主要包括：（1）当代理账户和质押账户内的股票市值和资金之和达到警戒线时，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和受托人，若受托人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将资产补足至一定数额时，证券公司有权直接采取平仓措施或者协助委托人平仓以维护委托人的权益；（2）当代理账户和质押账户内的股票市值和资金之和达到平仓线时，证券公司有权直接或者协助委托人立即采取平仓措施以维护委托人的权益；（3）办理平仓后的资金由受托人账户向委托人账户的划转手续。
（二）证券经纪账户质押的效力
1、证券经纪账户质押的法律困境。在实践中，证券公司以其自身特有代理交易结算的优势，无论是作为委托人还是作为监管人，均能够实际控制质押账户，且客观上也能实现质押效果；但我国现行法对其却未置明文，使其性质和效力的认定面临法律困境。
其一，关于资金账户质押。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五条关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权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之规定明确要求金钱质押必须符合特定化和转移占有两个要件；但在证券经纪账户质押中，质押的资金账户仍由出质人控制并由其继续管理，既未特定化，亦未转移占有。
其二，关于股票质押。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关于“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之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三条关于“以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向证券登记结构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的规定，以上市公司的股票出质，质押合同须经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否则不生效力。虽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01年11月2日根据《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制定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公司股票质押登记业务运作指引》，对证券公司以自营的流通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向商业银行作出质押所办理的股份登记工作作出了规定，但也仅调整综合类证券公司总公司以其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股票质押行为，而对委托理财中证券经纪账户质押中的股票质押部分，证券登记机构尚未开展相应的登记业务，导致实践中无法办理这种股票出质登记。
2、证券经纪账户质押性质和效力之争。正因为证券经纪账户质押所面临上述法律困境，导致审判实践中对其法律性质认定及效力存在诸多争议。当然，这些争论皆承认这样一个基本前提：根据担保法所规定的“从随主”的效力判断原则，若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质押合同亦随之无效。但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如何认定证券经纪账户质押的性质和效力，则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解说：
（1）浮动担保无效说。该观点认为，在证券经纪账户质押关系中，因账户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故质权指向之标的是资金账户中的资金和证券账户中的股票。据此，该质押关系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资金账户中的金钱质押；二是证券账户中的股票质押。但无论是金钱质押关系中的资金账户抑或是股票质押中的证券账户，因其出质后仍由出质人实际控制并继续使用，导致账户内资金和股票处于浮动状态，故该种质押属于浮动担保。根据物权法定原则，鉴于我国担保法并未规定浮动担保，因此应认定该担保无效。
（2）股票质押无效说。该观点认为，证券交易账户不属于浮动担保，浮动担保的本质特征在于，担保人可以在正常营业范围内自由处分担保财产，对于被担保人处分的财产，不为担保权的效力所追及。然而，在证券经纪账户质押关系中，虽然质押账户仍由出质人控制和操作，但质权人对于质押账户的资产规模下限享有控制权。通过当事人的约定和出质人事先出具空白平仓授权书和资金划拨指令单的方式，在质押账户达到合同约定的平仓条件之后，委托人实际上可以通过平仓来控制账户以实现优先受偿权。这与浮动担保存在本质区别。但因股票质押无法依法办理出质登记手续，故根据担保法第七十八条和担保法司法解释，只能认定质押合同无效。
（3）金钱质押与股票质押混合说。该观点认为，经纪账户质押系有金钱质押和股票质押混合构成。其中，在金钱质押部分，出质人事先出具空白平仓授权书和资金划拨指令单之行为，可以视为其将资金账户移交给委托人控制，质权人亦可据此在合同约定的平仓条件出现后通过平仓来控制账户以实现优先受偿权，因此，可以将该场合的资金账户视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五条所称之“特户”。在股票质押部分，虽然股票出质未经登记，但此乃我国股票质押登记制度之不完善所致，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可将证券公司的监管承诺视为已经履行登记手续。即便不能将证券公司的监管承诺视为登记，在无法办理登记之场合，亦可类推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之规定，出质人出具空白平仓授权书和资金划拨指令单之行为，意味着其已将权利凭证交付给质权人。所以，证券经纪账户质押应当认定有效。
3、笔者的倾向性意见。笔者认为，证券经纪账户质押作为一种投资性的融资手段，无论在法律上对其作出何种评价，其实际运作已经具备了有效质权之法律效果。依学界通说，质权的担保作用主要体现在优先受偿效力和留置效力两个方面（请参阅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5页）。就留置效力而言，通过警戒线、平仓线的约定和证券公司的监管，已经能够限制出质人对质押账户的不当处分和保存质押账户内的资产；就优先受偿效力而言，通过平仓、划拨手续的提前授予，在客观上已使质权人的优先受偿地位得到巩固。有鉴于此，不宜轻率地仅仅以法无明文为由将其认定为无效，否则，不仅容易扰乱现实经济秩序，而且将放纵背信行为之滋长。因此，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不甚妥当。第三种观点虽从尊重现实的角度主张质押有效，但并无适当的现行法依据，其理由明显较为牵强。
尽管上述三种观点在结论和理由方面均有不同，却有一个共同前提：均认为证券经纪账户质押的标的是资金账户内的资金和股票账户内的股票，而不是证券经纪账户所代表的权利。而这正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笔者认为，证券交易账户本身代表着一种权利。在证券市场全面实行无纸化的今天，证券交易不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实物形式，而是通过投资者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的变动体现出来，证券交易账户所涵盖的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其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是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关于资金和证券的委托保管关系（请参阅单长宗主编：《中外证券法期货法研究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证券交易账户代表着投资者对证券公司的债权——保管物返还请求权。若将证券账户质押当作权利质押之一种，则该种质押的有效性将不再受到质疑。而且，该质押在我国现行法上也并非无法可依，只是法律规定不明确从而需要进行法律解释的问题。
根据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四项之规定，权利质押的标的还包括“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学界通说认为，该条之规定为一般债权设置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担保法未明文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权利是否可以出质，最高人民法院始终持有限肯定之立场，即其他权利（包括债权）只要有权利凭证或有特定机构管理的，可以成为质押之标的。例如，为进一步落实出口退税政策，扩大我国出口企业的融资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法释[2004]18号《关于审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明确肯定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之效力。再如，为扩大融资渠道、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保障银行资产安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对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印发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电费收益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所规定的“出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电费收益权质押”，亦持肯定态度。在证券竞技账户质押关系中，客户持有的证券经纪账户对账单即可视为客户对券商的权利凭证，加之，券商对客户账户负有管理义务乃不争之事实，故此，笔者认为，秉承最高人民法院一贯的司法态度，应当承认证券经纪账户质押乃权利质押之一种，并依现行法对其法律构成加以解析。
（1）成立要件。依民法原理，债权是在“保障债权人自由处分其权利”和“保障债务人不因债权转让而受不利之损害”之间求取平衡，债权出质关涉债权转让，故一般债权出质以订立书面合同并通知出质人的债务人为构成要件；若债权有书面凭证，亦应将债权凭证转移给质权人占有。在证券经纪账户委托保管关系中，持有证券经纪账户的客户是债权人，证券公司是负有保管资金和证券义务的债务人。因此，客户将其证券经纪账户向证券公司出质或者客户通过证券公司监管的方式向他人出质本身实际上就是通知债务人的过程。
（2）公示方式。为保证交易安全，担保物权之设定必须进行公示。根据我国担保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权利质权之公示以出质登记或者转移质押标的物之占有为基本形式。据此，设定证券经纪账户质押亦应转移占有。关于转移占有之方法，除现实交付占有的方式外，返还请求权的让与方式也得到肯定，例如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的，质押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交”。在证券经纪账户质押关系中，出质人对于其证券账户内的资金和股票的所有权无疑系间接占有，须通过证券公司方能行使其所有权。因此，通知的时间即是转移质押标的占有之时间。
此外，审判实践中亦有仅双方签订质押合同而未通知券商的个案出现，在此情况下，应认定质押合同虽然成立，但尚未生效。
来源： 人民法院报
